媒体梳理2014年反腐:平均57岁 高知化特征突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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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08-08 02:55:48 | 来源:雷竞技官网 作者:雷竞技官网入口

  12月19日,“汉语盘点2014”评选活动在京揭晓,“反腐”当选中国年度词。

  这一年,我们“打老虎”,被开除党籍,其涉嫌犯罪问题及线索移送司法机关依法处理。此外,还有一批大案要案被查处。

  这一年,我们“拍苍蝇”,惩治了如河北省秦皇岛市北戴河供水总公司原总经理马超群这样的“巨贪小官”。

  这一年,我们在全球范围发起了声势浩大的海外追赃追逃行动,成立APEC反腐执法合作网络、通过《2015-2016年G20反腐败行动计划》、开展“猎狐2014”专项行动。

  在42人的名单中,有28名省级地方官员落马(江苏省委原常委、秘书长赵少麟,被查时已告别一线岗位八年,为保证数据的公允,故没列入),共22个省份。广东省政协原主席朱明国成为十八大后落马的唯一一名正省级地方官,山西省委原常委、统战部原部长白云则是唯一一名女性副省级官员。

  从数量和规模上看,今年的反腐风暴刮得更为猛烈。以今年落马的这28名地方省级官员为样本进行盘点,可以窥见今年反腐的一些特性。

  今年被查的28名省级地方官员覆盖全国17个省份,山西省成为重灾区,共有7人落马。十八大后至今地方省级落马官员已遍布22个省份,山西省最多,均为今年被查。从分布上看,既有GDP总量排名第一的广东,也有贵州、青海等经济欠发达省份。目前,未在此列的省份有北京、吉林、上海、浙江、福建、西藏、甘肃、宁夏、新疆。

  28人的平均年龄为57岁,最年轻的是现年48岁的冀文林,现年67岁的阳宝华年龄最大,二者相差19岁。阳宝华于2013年5月退休,1年后被查,成为又一只退休后被揪出来的“老老虎”;而身为60后的冀文林,曾有媒体称其为“上山虎”,只因他曾是全国最年轻的省部级官员之一,仕途正值上升期,却半路折戟。从年龄结构上看,41~50岁的有3人,51~60岁的20人,60岁以上的5人,51~60岁这个年龄段成为落马大军,59岁又成为其中数量最多的,共7人,“59岁现象”依旧显著。

  28人中,最低学历为大专,仅1人,其余27人均为本科或以上学历。研究生以上者21人,占了近八成,其中,研究生13人,人数最多,博士达8人,分别是:、沈培平、赵智勇、武长顺、陈铁新、任润厚、潘逸阳和梁滨,涉及经济学、哲学、工学、管理学等诸多领域。由此看出,落马官员“高知化”特征依旧突出。

  近七成落马地方高官曾长期在同一省份任职28人中,有19人自参加工作起一直在同一省份任职,年限均超过30年,占28人的68%。其中,阳宝华任职时间最长,截至2013年退休,阳宝华在湖南省工作达46年。

  5位落马地方高官长期从事经济领域管理工作如:祝作利、姚木根、令政策均在本省发改委工作8年以上,杜善学曾在山西省财政厅工作16年,韩学键曾在省商业厅、贸易厅、经贸委等部门从事经济方面工作达20余年。

  5位落马地方高官拥有国企高管任职经历如:赵智勇在赴江西省政府任职前曾为中国工商银行江西省分行行长,陈川平曾任太原钢铁(集团)有限公司总经理、董事长。

  19人拥有地方基层主政经历如:沈培平曾历任腾冲县委书记、思茅市市长、普洱市市长、普洱市委书记;谭力曾历任郫县县委书记、郫县县长、广安市委书记、绵阳市委书记。

  在其他历经多个领域或省份任职的官员中,冀文林的履历可以说最值得关注,他虽然是这28人中最年轻的,但履历却最“丰富”。在其25年的工作生涯中,曾涉足于国土资源部、公安部两大国家部委以及四川、海南两个省份,并与多位落马高官有过交集,从而交织出一张横跨多个部门和地方的腐败权力网。

  中纪委网站通报结果显示,28人中,除赵智勇和张田欣严重违纪外,其他26人既涉严重违纪又涉严重违法,其中,14人正处于中纪委审查阶段,其余12人所涉问题均已在中纪委网站上通报。

  查看通报结果可以看到,这些曾经叱咤风云的地方要员,落马原因不外乎财与色。

  12人的通报表述中,均可以看到“利用职务上的便利为他人谋取利益”字眼,也均存在“本人或通过妻儿、亲属收受巨额贿赂”问题,而冀文林、毛小兵、万庆良3人除收受贿赂还主动索取。

  此外,12人中,超过半数都存在通奸,共有7人,分别是:冀文林、、沈培平、毛小兵、阳宝华、谭力、陈铁新。

  还有一点值得注意的是,记者发现,自10月9日中纪委网站通报广州市委原书记万庆良的处理结果以来,通报内容均比以往更加详尽,增加了关于违反“八项规定”内容的表述,如:对万庆良的通报,除上述问题外,还增加了“严重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多次出入私人会所”的表述;对韩先聪的通报,增加了“严重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多次接受公款宴请”的表述。

  除此以外,28人中,落马前担任副职者有16人。对于落马官员为何多是副职,有媒体分析称,副职往往拥有更直接、更实际的权力,是权力寻租第一个关卡,此外,相较于一把手较高的自律度,副职往往存在“权力不用,过期作废”的心态。

  “中国领导人已经意识到,在全球化的今天,一个国家关起门来反腐往往事倍功半。”

  、苏荣、、据记者统计,今年以来(截至12月26日)被查处的中管干部达到42人。

  国内外各界的共识。反腐败正在不断打破“禁区”和“惯例”。改革开放以来从未有过的反腐力度,预示着中共反腐正进入“新常态”。

  记者根据新华社和中纪委网站发布的消息,整理出了关于这些“大老虎”的大数据。下面是落马的“大老虎”名单,落马时间为新华社或中纪委网站公布落马消息的时间。

  根据中纪委网站通报结果显示,截至目前,今年落马的这28名官员中,1人已被免职;12人已进入司法程序,其中4人已被检察机关立案侦查;13人还在接受组织调查;另有两人:赵智勇和张田欣已完成最终查处,两人均被开除党籍并被降职。其中,张田欣案的查处速度系十八大以来最快,从7月12日被通报、免职,到7月16日被开除党籍、降级,张田欣从一名副省级干部被“断崖式”降为副处级非领导职务,这一过程只用了4天时间。而赵智勇则被连降7级,从副省级高官降为科员。

  值得一提的是,副省级干部被降级尤其是被“断崖式降级”的近年来并不多见,记者根据公开报道整理后发现,最近一次是2013年12月17日中纪委通报的黑龙江省副省级官员付晓光因私公款消费,大量饮酒并造成陪酒人员“一死一伤”,被留党察看一年,并被免职,降为正局级。

  此外,十八大后落马的省部级高官也于今年迎来“审判季”:7月17日,内蒙古党委原常委、统战部原部长王素毅一审被判无期徒刑;8月18日,湖南省政协原副主席童名谦一审获刑5年;10月13日,广西壮族自治区政协原副主席、区总工会原主席李达球一审获刑15年;12月15日,安徽省原副省长倪发科一审已开庭审理,将择期宣判。以上4人均为2013年被查,历经少则7个月多至18个月后于今年进入一审环节。

  党的十八大以来,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重拳反腐、从严治吏,一只只“大老虎”应声倒地,民众对政府的信任度极大提升。

  与此同时,小官大贪的事件频频曝出,不断刺激公众神经。近日,一个副处级干部—河北省秦皇岛市北戴河供水总公司原总经理马超群,

  家中被搜出1.2亿元现金、30多公斤黄金,并拥有河北、北京等地的68套房产,其贪腐程度可以说是骇人听闻,堪称“小官大贪”的典型。

  据统计,1至9月全国检察机关立案贪污贿赂犯罪案件27235件35633人,其中县处级以下33025人。

  今年中央首轮巡视曾发现,一些地方乡村干部腐败问题凸显,“小官巨腐”问题严重。由于基层干部与群众利益息息相关,其腐败行为往往危害更大,影响更坏。

  这表明,“小官巨腐”即基层官员的贪腐问题,已受到中央巡视组等反腐高层机构的高度关注,成为当前反腐的重点之一。

  因贪腐而被判极刑的人,那一定是贪到极致,广州市白云农工商联合公司原总经理(处级)张新华就是这样的人。2014年12月10日,广州中院一审宣判,张新华犯贪污罪、受贿罪、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罪,决定执行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

  法院认定,张新华犯受贿罪、贪污罪、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罪,涉案金额总额近4亿元。梳理广东省内涉及贪腐案的金额,无人能出其右。

  2014年11月12日,据河北省纪检机关透露,秦皇岛市北戴河区供水总公司总经理(副处级)马超群正在接受调查。有关机关在马超群家中搜出现金1.2亿元,黄金37公斤,在北京和秦皇岛等地房产手续68套,贪腐程度令人触目惊心。据当地一些干部群众反映,马超群作为当地供水公司领导,相当“贪婪跋扈”。他在当地人中的口碑“挺坏”,名声较差。“谁的钱他都要收,哪儿的钱都敢要。”一位熟悉马超群的当地干部反映,“不给钱就不给你通水,给钱少了就给你断水。”这位干部称,马超群利用手中掌握的权力和资源疯狂敛财,在北戴河的一些中直部门要通水管,他都要伸手收钱。

  2014年7月16日,北京市纪委通报,各级纪检监察部门在对56名乡村干部违纪违法问题进行查处,其中海淀区西北旺镇皇后店村会计陈万寿挪用资金1.19亿元、延庆县旧县镇农村经济经营管理中心原主任袁学勤挪用公款2400万元。据悉陈万寿利用管理本村征地补偿款的便利,在8年时间里将总计1.12亿补偿款私自借给商人李化玉用于投资搞项目。但李化玉的投资经营最终失败,无法偿还这笔巨款。今年4月,陈万寿一审被判处有期徒刑10年。

  “给你500万元够不够?”“不行,你这个项目卖了20多亿,起码要给我2000万!”

  2014年2月26日,被网民称之为“20亿元村官”的原深圳龙岗南联村官周伟思,因涉嫌在当地旧城改造项目中和他人共同收受5600万的巨额贿赂在法院受审,他亲口叙述了如上索贿场景。

  当初网络曝光周伟思的帖子,就直指周伟思通过非法变卖、霸占村委会集体土地,拥有个人资产包含私家住宅、别墅、厂房、大厦超过80栋,豪车超过20部,是一个“拥有20亿资产的村主任”。

  周伟思从不掩饰自己的土豪本色,当时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财大气粗地说,自己的财富是多年经商积累而成:“你问我有多少物业?我也不清楚,但有钱是肯定的。前几年深惠路改造,政府就赔了一个亿现金给我。”

  当检方指控他收受另一笔500万“喝茶费”时,周伟思用他独特的方式,解释了为何自己没主动索贿:“500万对我来说,就只是个一般数目而已!”

  肖绍祥是北京动物园原副园长、北京市陶然亭公园管理处园长。2014年7月因涉嫌贪污罪、受贿罪、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被北京市检二分院提起公诉。公诉机关指控,肖绍祥利用担任北京动物园副园长、陶然亭公园管理处园长的便利,在主管动物园基建、110千伏输变电站拆迁、草库拆迁、北京动物园兽舍改造、陶然亭公园玉虹桥改建及休息游廊工程项目中,采取侵吞工程款及拆迁款、虚开发票等手段,贪污1400余万元。而在案发前,其还有800余万元钱款无法说明具体合法来源。

  盘点自2000年以来,涉案金额超1000万元的34名乡科级及以下贪腐官员,有9人涉腐过亿。这些“巨腐”中,乡科级的一把手占到了总数的64%,高于副职干部。

  据统计,各地一把手出现高额贪腐的机会远远高于副职干部。梳理发现,这些贪腐小官有会计、工程负责人、村官等,或掌管财务、土地、招标等领域,成为他们的“生财之道”。

  这些“硕鼠”在落马时的主要年龄区间为41岁至50岁,其中最主要集中在46岁至50岁,共有13人,约占总数的四成。而40岁以下落马的仅有2人。

  此外,从公开报道分析,6年的“潜伏时间”对于这部分贪官来说是一个“槛”。据记者统计,“小官巨腐”从开始贪腐到最终落马平均时间为6.3年。其中,“潜伏”时间最长的为原山西省阳泉市城区公安局巡警大队大队长关建军,从1997年至2010年的13年中,关建军从一名普通警察变为坐拥数以亿计财富的涉黑组织的头号人物,直到2012年才被一审判处有期徒刑15年。

  国家行政学院教授竹立家表示,40岁左右当个科长、镇长、局长在地方是很普遍的现象,此时正是年富力强的时期,精力充足也在当地培养积累了一定的“人脉”,“关系网”也相应地织成。加上“一把手”的身份,其关系盘根错节,给腐败带来了便利。

  共有9名小官涉腐金额超过1亿元,而关建军以2.59亿资金、27套房产,劳斯莱斯轿车“傍身”,位居榜首。

  34人中有6人获死刑,如河北省曲阳县七里庄村党支部书记刘会民受贿罪、涉嫌组织领导参加黑社会性质组织罪、妨害公务罪等11项罪名并罚,被判执行死刑。而判处无期、有期徒刑的加起来共达13人。

  记者注意到,有3名涉案金额在1000万元左右的官员被判处死刑,但涉案金额不是决定刑罚的最重要因素。如原北京朝阳区孙河乡康营村委会委员梁达贪污1.89亿,北京第二中级法院以诈骗罪一审判处其15年有期徒刑,罚金195万元。贪污2.12亿的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财务局会计卞中也仅被判处死缓。

  受访者选择的平均值显示,小官贪腐事件,在现实中占到了各类贪腐事件总数的七成以上(76.17%)。调查显示,据受访者的观察和了解,在他们所处的地区,“小官贪腐”现象更多地发生在“区县基层干部”身上(39.26%)。“村干部”排在了第二位,选择此选项的受访者人数,占到了受访者总人数的34.90%。相比之下,有25.84%的受访者选择了“乡镇/街道干部”。

  调查结果显示,“监督不力、制度缺失”,“权力集中、大权独揽”,“管理混乱、漏洞太多”三个选项为更多的受访者所选择,是主因。这说明,对于“小官贪腐”,其主要的诱因还是在于正式制度层面—权力过于集中和监管的缺失。

  除此之外发现,对于这一问题,还有44.63%的受访者选择了“权责不清、暗箱操作”,23.83%的受访者选择了“素质不高、道德失范”,另有7.05%的受访者选择了“观念落后、法盲纪盲”。受访者的选择结果说明,进一步明确基层“小官”的职权责任、提高基层“小官”的思想观念和道德素质,对于有效治理基层“小官”的贪腐行为,也是非常重要的。

  调查采用里克特五级量表法,将受访者的赞同程度由高到低依次设定为“完全赞同”、“比较赞同”、“一般”、“不太赞同”、“不赞同”五个等级。五个选项依次被赋予5、4、3、2、1分。有4项超过4分,这一总体调查结果无疑说明了“高官贪腐”对基层小官的负面示范效应,继而易助长基层小官的贪腐行为。与此同时,某些基层小官的价值观念,如“当官发财”、“公家钱不贪白不贪”等不良动机和心态,也应引起足够的警惕。

  当问及“您所知道的有贪腐行为的小官,最主要的贪腐形式有哪些”时,“公权私用、谋取私利”,“、攫取公共利益”,“胡作非为,挥霍、侵占集体资产”三个选项为更多受访者所选择,均超过受访者总人数的一半。这一调查结果,也进一步印证了前面围绕基层小官贪腐的主要诱因展开调查后所得到的基本结论。此外,调查结果还显示,对于基层小官主要的贪腐形式,还有49.66%的受访者选择了“欺上瞒下,套取、侵吞惠农资金和补偿款”,28.19%的受访者选择了“虚列开支、虚报冒领”,25.17%的受访者选择了“私分公款、私吞国有资产”。

  调查时间:2014年10月20日~11月15日调查方式:网络问卷发布+纸质问卷调查调查范围:全国31个省、直辖市、自治区调查样本:向公众群体共发放纸质问卷3489份,发放网络问卷6578份,共回收有效问卷9634份,问卷有效回收率95.7%

  全面治理小官贪腐不只需要我们简单地加大反腐力度,多拍“苍蝇”和“蚊子”,追求反腐败的数量“GDP”;相反,需要我们从综合的角度,从生态的视角,从制度建设的根本着手,多管齐下,强身健体,织密织细监督网,活化监督机制,净化社会环境,确保权力健康有效运行。

  从长远来看,加强制度建设,构筑关紧权力的笼子,是有效遏制腐败发生的根本,是减少或消除“老虎”、“苍蝇”的治本之策。

  大致来看,治理小官贪腐现象有两个向度:一是将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从源头上遏制腐败;二是加强监督,使腐败无以遁形。具体措施主要有:规范权力运行机制;严格的财务账户管理和现金管理制度,堵住财务漏洞;大力推进政务公开,打造“阳光政府”;开拓民众监督政府的渠道和平台,使腐败无以遁形。

  小官巨腐不是一天形成的。“他们今天批一个矿,明天批一块地,长期如此。通过土地、资源出让等方式,只要在权力范围内能捞的都捞。”

  这种“苍蝇式”腐败更加隐蔽,犯罪证据更不容易掌握。地方基层属于“天高皇帝远”,官官相护、利益相连,相互包庇、相互掩饰、相互支持的现象在个别地方很严重。

  为了解决这些问题,必须真正让公共舆论对公共权力进行监督与制约,让权力公开透明,降低地方“一把手”的权力。

  另外,要相应地治理、官与地方组织勾结的现象,各级公安、纪检就要联合发挥力量。

  治理“小官贪腐”,必须进一步打破基层利益共同体的格局,缩小乡村两级之间的利益交换空间,其关键是重新定位社区、村干部的职能。需要完善财政转移支付方式,斩断基层灰色利益链,核心是发挥群众自治组织在公共服务上的积极性。要整合既有的“小官贪腐”治理机制,组织、纪检、民政部门应在两委换届中密切配合,保障村民选举依法依规进行,实现村干部贪腐的源头治理。要建立村干部的常规监察制度,对其经济问题、职务行为进行审查,实行过程治理。

  今年以来,中央在反腐方面除了“打虎”、“拍蝇”等密集举措外,另一项重拳就是针对外逃经济犯罪嫌疑人的“猎狐2014”专项行动。自7月22日开启行动至12月4日,已先后从60个国家和地区抓获外逃经济犯罪人员428名,其中,有231名在逃境外经济犯罪嫌疑人主动投案自首,四部门联合通告公布后投案自首的173名。

  与此同时,另一个数字也值得关注:截至12月15日,全国副处级以上“裸官”清理工作已基本完成。全国共有3200余名副处级以上干部报告了配偶或者没有配偶子女均已移居国(境)外的情况,对近千名在限入性岗位任职且配偶或子女不愿意放弃移居的领导干部,全部进行了岗位调整。

  两组数字反映了中央对外追逃、对内防逃的决心。国家主席习仅在今年11月一个月就至少7次谈及国际反腐败合作、海外追逃追赃等话题,足可见追逃、防逃已经成为中央反腐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遍览近期媒体报道的海外追逃追赃的成功案例,案犯几乎都涉及合同诈骗、金融诈骗及传销等犯罪行为,涉及受贿、贪污等职务犯罪的外逃贪官则难得一见。

  为何普通经济犯罪嫌疑人频频落网,同样被公众深恶痛绝的外逃贪官却鲜有到案?

  首先,必须注意到的是,“猎狐2014”专项行动并非只针对外逃贪官,虽然,他们占了其中一部分。这些外逃经济犯罪嫌疑人所涉罪行,有合同诈骗、非法集资、金融诈骗、职务侵占、商业贿赂等。他们的共同特点是,“破坏了经济秩序,侵害了国家、企业、个人的利益”。

  其次,外逃贪官和普通经济犯罪分子虽然都涉及经济问题,但两类人群的犯罪过程和外逃模式却大不相同,这也直接导致追逃难度的大不相同。

  他们在不择手段作案谋财的同时,会留下大量物证、人证等明显痕迹。公安机关掌握了确凿证据,可以顺利得到国际刑警组织的协助,此时嫌犯即使跑到美国、加拿大等西方国家,也同样难逃法网。

  此外,由于出逃前准备不充分,他们很难融入当地生活圈,往往以最底层的职业谋生,且极易成为当地犯罪分子敲诈、绑架的对象。正是这样在国外生活的窘境,让缉捕行动组对他们的劝返工作变得容易一些。

  贪官外逃之前,往往经过长期准备、周密计划。首先,他们通过贪污、受贿、权力寻租等方法大肆敛财,同时,将配偶和孩子送到国外,并利用这些亲属向海外转移资产。最后,一旦觉得贪足贪饱或终至东窗事发,贪官们立刻脚底抹油,到海外阖家团圆去了。

  这些贪官在整个犯罪过程中,因为计划周密,拥有权力,很少会留下明显的证据,他们还会利用买卖房产、证券、开设公司等各种方式,让“黑钱”洗白,变成自己的“合法”财富。

  此外,美国、加拿大和澳大利亚是中国贪官外逃排名前三的藏匿地。这些西方国家能成为中国贪官的最爱,原因复杂。其中,有司法体系差异、双方没有签订引渡条约等法律实体方面的问题,也有一些西方国家存在政治偏见的问题。现实中存在的法律、政治障碍,以及外逃贪官的长期准备、低调潜伏,这些不利因素都让有关追逃工作成为公众心中的“痛点”。

  这也是为什么中国近年大力治理裸官的原因。虽然不是所有“裸官”都腐败,但“裸官”的确是腐败案件中的高危人群。一般经济案件占40%,贪污受贿挪用公款类案件的占比高达80%。

  “猎狐2014”专项行动开展半年以来,取得了可喜的成果。但人们更想知道,还有多少外逃人员没抓回来?

  中国社科院2011年的一份报告显示,从上世纪90年代以来,包括“裸官”在内的各种贪官等有1.8万人外逃,携带款项8000亿元人民币。

  当然,这个数字提出的年代毕竟距离现在有些遥远。那么下面一个数据或许可以更准确地说明问题。

  近日,国内一家媒体登录国际刑警组织官网,对该组织发布的针对中国人的“红色通缉令”信息进行了统计。统计发现,截至12月8日,中国共有503人被通缉,其中大陆有475人(男性395人、女性80人)。

  这一数字没有包括出生于他国、后加入中国国籍者。对各省人数的统计,是根据被通缉者的出生地来划分。

  被国际刑警组织通缉人数排名前七的均为东部沿海省份,其中前五名浙江省、辽宁省、福建省、广东省、江苏省,加起来超过了被通缉中国人总数的一半。

  值得一提的是,有四个省级行政区无人被国际刑警组织通缉,分别是贵州、宁夏、海南、青海。

  北京师范大学刑事法律科学研究院国际刑法研究所所长黄风表示,国际刑警组织发出的“红色通缉令”,涉及的犯罪领域有很多,但最受关注的就是经济犯罪和腐败犯罪。

  被通缉的还有不少著名贪官的配偶、子女和亲属。如疑似已落马的河南省交通厅原厅长石发亮之妻黄玉荣;疑似“女巨贪”浙江省建设厅原副厅长杨秀珠的弟弟杨进军;疑似已伏法的广西桂林巨贪李和平之妻黄艳兰;疑似“鄱阳大案”中鄱阳县财政局经建股股长李华波之妻许爱红等。

  “红色通缉令”中,已故的河北省委原书记程维高之子程慕阳赫然在列。据媒体公开报道,程慕阳被认定曾帮助程维高秘书李真(已执行死刑)转移赃款,并勾结他人贪污国家财产。

  国际刑警组织当前资料显示,程慕阳的被通缉时间为2013年。实际上,程慕阳是在2000年9月4日经由香港逃至加拿大的,至今或已安然藏身海外14年。这显然意味着十八大之后,贪官海外追缉力度骤然加强—一些原本“安全”了多年的外逃贪官,从此不再安全了。

  据了解,“猎狐2014”行动在今年年末即将结束,专项行动之后如何追逃贪官?

  国家社科基金《中国惩治和预防腐败重大对策研究》课题组组长王明高指出,官员“失踪、外逃”屡屡上演,表明我国相应的预防和惩治措施存在漏洞:

  一是家庭财产登记申报制和金融实名制等制度空白,无法监管公职人员财产变动状况。

  二是相关机制缺失,如外汇管理机制不完善,使贪官的非法所得外逃他国有隙可乘;官员出国活动审查机制以及出入境管理机制不健全,使贪官能轻易逃往国外;民法追赃机制以及公民信用保障号码的缺失,使追逃贪官举步维艰。

  三是法律短板,如《反腐败法》仍处研究中,贪贿犯罪仍有死刑设置,缺席审判制度仍未设立等。

  那么从长远来看,如何解决这些问题?虽然“猎狐2014”行动是由公安部牵头,但中央在2014年针对追逃追赃的一系列举措,事实上已涉及最高法、最高检、外交部、公安部、国家安全部、司法部、中国人民银行、海关等至少8个部门;出台的有关规定、设立的专门机构,都在逐步形成针对这一问题的长效机制。

  2014年2月,经党中央同意,中组部印发《配偶已移居国(境)外的国家工作人员任职岗位管理办法》。新修订的《党政领导干部选拔任用工作条例》也明确规定,“裸官”不得列为考察对象。中组部负责人表示,下一步,各级组织人事部门将按照中央要求,对“裸官”任职岗位进行常态化管理,实行正常报告调整制度,对领导干部隐瞒“裸官”身份不报的,发现一起处理一起。

  此外,今年10月,《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发布,强调加快推进反腐败国家立法,完善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形成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的有效机制,坚决遏制和预防腐败现象。

  有分析称,“猎狐2014”取得了可喜的成果,但“剩下的都是更难啃的硬骨头”,可见下一步的“猎狐”任务并没有变得轻松起来。有利的一面是为期半年的“猎狐2014”行动使中国的司法人员积累了比较丰富的海外追逃追赃经验,还与多国司法机构建立了稳定的合作关系,这为下一步追逃追赃提供了基础。

  今年10月,考虑到反腐败国际追逃追赃涉及外交、警务、检务等多个职能部门,中纪委组织机构进行了调整。中央在中央反腐败协调小组下设国际追逃追赃工作办公室。负责人由中央纪委副书记、监察部部长黄树贤担任,成员包括与追逃追赃工作密切相关的中央纪委、最高法、最高检、外交部、公安部、国家安全部、司法部、人民银行等单位的负责人。

  今年11月,为强化国际反腐人才的培养和信息交流,我国宣布加入国际反腐败学院。国际反腐败学院是一家总部位于奥地利的全球性机构,它向成员国提供有关如何有效打击贿赂的教育和培训。

  今年11月,外交部条法司司长徐宏介绍,截至今年11月,中国共对外缔结39项引渡条约,其中29项已经生效;缔结52项刑事司法协助条约,其中46项已经生效。另有数据显示,我国已与93个国家签署了检务合作协议或谅解备忘录,与189个国家和地区建立了警务合作关系,向27个国家的30个驻外领事馆派驻了49名警务联络官,并与美国、加拿大等国建立了司法与执法合作机制,初步建立起追逃追赃的国际合作网络。

  在2014年即将结束之际,网络舆情热点“首曝媒体”榜单发布了,官方网站首次登上了这个榜单:中央纪委网站名列第九。

  而中央纪委网站自己也在一直公布一份榜单,只不过,登上这份榜单的人,绝对高兴不起来。

  这份榜单就是中央纪委监察部网站的“案件查处”专栏。今年以来至截稿时,这份榜单已经发布了长长137页,涉及至少650名领导干部。

  国务院召开第二次廉政工作会议,李克强表示,在执行中央八项规定和国务院“约法三章”方面,还有不落实甚至顶风违纪现象。王岐山张高丽等出席。

  中央纪委常委会议作出决定:对纪检监察干部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案件,一律点名道姓公开曝光。

  王岐山出席中央巡视工作动员部署会议并讲话,要求“瞪大眼睛发现问题,不能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王岐山与部分中央国家机关中央企业国有金融机构负责同志座谈,要求“决不能只重业务不抓党风、只看发展指标不抓惩治腐败”,“决不能出现灯下黑。”

  王岐山在纪检监察机关“转职能、转方式、转作风”专题研讨班上讲话,要求纪检监察机关做到情况明、数字准、责任清、作风正、工作实。

  王岐山会见丹麦议会监察署代表团时指出,“我们的目标是明确的,就是要从执政党自身抓起坚决遏制腐败蔓延势头。”

  王岐山在内蒙古调研时强调,要用好巡视这把“利剑”,按照中央要求加强和改进巡视工作。

  王岐山在2014年中央第二轮巡视工作动员部署会上要求,“哪里问题集中就巡视哪里,谁问题突出就巡视谁,巡视过后再杀个回马枪,给党员干部以警示,发挥更大威慑力。”“在腐败问题上,要紧盯矿产资源、土地出让、房地产开发、工程项目、惠民资金和专项经费管理等方面的突出问题。”

  全国政协十二届常委会第七次会议上,王岐山脱稿而言:“我们中央纪委坚持一条,就是曝光。省长、书记跟我讲,岐山同志,你怎么处理都行,就是别给我曝光。我说,就是不处理也得曝你的光。”

  中央纪委常委会召开十八届中央纪委第四次全会,王岐山表示,要深入开展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为实现中国梦提供坚强保证。

  王岐山出席中央巡视工作动员部署会并讲话。他强调,落实中央巡视工作方针,在“专”字上做文章,创新组织制度和方式方法,发挥专项巡视的威慑力

  中央巡视组2014年第一轮将对北京、天津、辽宁、福建、山东、河南、海南、甘肃、宁夏、新疆、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开展常规巡视,同时对科技部、复旦大学、中粮集团开展专项巡视。

  根据通报,时任广东省委常委、广州市委书记万庆良涉嫌严重违纪违法接受组织调查。

  第十八届中央委员,中央防范和处理问题领导小组原副组长、办公室主任,公安部原党委副书记、副部长李东生被立案审查。

  经中央批准,中央巡视组将对广西、上海、青海、西藏、浙江、河北、陕西、黑龙江、四川、江苏10个省区市开展常规巡视,同时对国家体育总局、中国科学院、一汽集团开展专项巡视。

  在这次部署会后几天时间内,中央纪委监察部网站陆续曝光了陕西省商洛市房管局局长李志全、呼和浩特市金川工业园区党委书记白海泉、安徽省地质矿产勘查局局长李学文、湖北省黄石市城乡建设委员会主任何国有等被查的消息。

  2014年中央第三轮巡视开始,对文化部、环保部、中国科协、全国工商联、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南方航空、中国船舶、中国联通、中国海运、华电集团、东风汽车、神华集团、中石化等13个单位进行专项巡视。

  12月25日下午,中国互联网新闻研究中心举办了2014年度网络舆情形势分析会。在网络舆情热点“首曝媒体”榜单中,“中央纪委网站”位列第9位,这也是近年来官方网站首次“登榜”。

  一年来,中央纪委监察部的网站确实非常“火”—不少重量级的信息,都由这里发布。

  本报梳理了一年来,中央纪委监察部“案件查处”专栏通报涉及的650名领导干部以及相关通报情况,希望能帮您在新的一年里更懂这个网站。

  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索取他人财物的,或者非法收受他人财物,为他人谋取利益的,是受贿罪。

  在通报的问题中,涉及最多的问题是什么?650人中,220人的具体问题被通报,其中70%都涉及同一项:“利用职务便利,为他人谋取利益”。在通报中,这样的字眼往往与“收受贿赂”或者“收受礼金”等字样结伴出现。

  “通奸”指有配偶的一方与配偶以外的异性自愿发生性行为,属于违反社会主义道德的行为。在我国的刑法及相关法律中,一般情况下,没有对通奸作出定罪的规定。但是在党纪中则有对通奸的惩戒规定。《中国纪律处分条例》第一百五十条明确规定:与他人通奸,造成不良影响的,给予警告或者严重警告处分;情节较重的,给予撤销党内职务或者留党察看处分;情节严重的,给予开除党籍处分。

  6月5日,中央纪委监察部网站“案件查处”栏目发布消息:中国出口信用保险公司原副总经理戴春宁被开除党籍。在情况通报中,再次出现了“与他人通奸”的措辞,一时间引起广泛关注。此后,这一词汇频繁出镜,仅7月2日一天时间,就有5例涉及“通奸”的案情被通报。

  全年有多少人因为这个问题遭到通报呢?至截稿时,是35人。其中33人的表述为“与他人通奸”,1人的表述为“与他人长期通奸”(原山西省阳泉市平定县委书记王银旺),1人的表述为“与多名女性通奸”(原广东省东莞市市委常委、常务副市长梁国英)。

  曾有媒体解读过官员违纪通报中常见的措辞:比“生活腐化”更恶劣的是“生活作风严重腐化”或“严重道德败坏”,还有就是“道德败坏”与“生活糜烂”。还有媒体引用中纪委工作人员的说法称:“生活腐化”说的是三个以下情妇(夫);“道德败坏”与“生活糜烂”,是指三个及三个以上情妇(夫)。

  除了“通奸”外,另一个涉及作风方面的常用措辞是“不正当性关系”。根据《中国纪律处分条例》,“利用职权、教养关系、从属关系或者其他相类似关系与他人发生性关系的,给予撤销党内职务处分;情节严重的,给予留党察看或者开除党籍处分。”一年来,10人因这项问题“上榜”。

  这类反映生活作风的措辞,还有“道德败坏”、“生活腐化”等等。它们有什么区别?曾有媒体分析,与“道德败坏”相比,“生活腐化”违纪情形稍轻,有“不正当关系”女性的数量相对较少,多为一名到两名“固定”情妇,但情妇参与到其腐败行为中。今年以来,有10人被通报了“腐化”的问题,其中包括四川省委原副书记李春城。规模最大的一起,大概是湖南衡阳串案:一个团伙打电话勾引领导干部与女性发生性关系,然后用头录像,再对其进行敲诈勒索。这样的“局”,让六名干部中了招。在通报中,给他们的措辞包括“生活作风腐化、与婚外女性发生性关系、违反社会主义道德”。

  此外,一年来,有8人被通报“道德败坏”,13人被通报“违反社会主义道德”。“道德败坏”者中最著名的,或许是南京市委原副书记、原市长季建业。

  对于一些手脚“不干净”的官员来说,周五绝对不是个好日子—因为许多官员被调查的消息都发布在这一天,“黑色星期五”成了不少贪腐官员的噩梦。许多网友调侃:周五的一大休闲活动就是在下班前刷刷新闻,看看有哪个贪官被纪委带走了。

  梳理一年以来中纪委监察部网站“案件查处”栏目,我们可以发现,“周五见”的说法还真是所言非虚:对于这份名单650人中的143人来说,周五都不是个“好日子”,占了22%。相对的,星期六和星期日则是通报相对较少的日子,两天加在一起超过50条。

  而近两个月,“周五见”的比例更高—十一月份、十二月份第一次“上榜”的84人中,“周五见”的占了差不多1/3。

  而且一年来“周五见”的各种通报中,还包括一批量级很大的官员,例如原广州市委书记万庆良、广东省政协原主席朱明国、曾任云南省委书记的白恩培、山西省原副省长任润厚等。

  为什么偏好选在周五公布相关信息?中纪委给出的解释是:“网站是公共舆论传播平台。既然在这个平台上说话,就要按照舆论传播规律办事。他们坚持在一段时期里相对较多地在每周五公布最新案情,几周下来,敏感的公共媒体和网民们就发现了这个规律,并且开始定时守候。这种点击期待也迅速地成为了一个公共话题,进一步扩大了网站的影响力。”

  隐瞒“裸官”身份(其他问题包括收受巨额贿赂,违反社会主义道德,与多名女性通奸等)

  获取国外永久居留权,未向组织报告(其他问题包括收受巨额贿赂,贪污公款等)

  北京平安里西大街47号是一座非同寻常的大院,查号台也没有这里的电线米多高、一米多厚的灰色砖墙包围着。庞大院落内,坐落着两栋十多层高的灰黑色建筑,内设20多个职能部门。其中最引人注目的,便是负责中共高官贪腐案件查处的8大纪检监察室。这8大室的分工,有着特定的安排。从第1室到第4室主要是负责中央各部委副部级以上党员干部案件的查处,由监察部4位副部长分管。自第5室至第8室,主要工作便是负责查处地方副省级以上党员干部。

  中央纪委办案,需经过案件线索管理、初步核实、立案审批、调查取证、案件审理、处分执行、被调查人的申述、案件监督管理8道办案程序。但上述程序只是中央纪委对贪腐案件的普通程序,“情况紧急时,也可能略去前面环节,直接立案,组建专案组进行调查。有的地方甚至在特殊情况下会先调查,后立案。”一位中央纪委内部人士说。

  根据介绍,查处一个省部级官员的整个流程,参与的办案人员少则四五十人,如安徽省原副省长何闽旭案;最多时达千人左右,如湛江走私大案。

  此前,中纪委网站发布了消息,公布原山西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双开。而据内幕人士披露,早在今年3月,的情妇胡昕的多处豪宅就被搜查过,当时,中纪委办案人员自行带来锁匠开门。